《看虹摘星录》及《七色魇》“爱欲书写”的再探析
发布:2015-04-20  编审:理论探索  浏览量:  
 

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吴正锋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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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于1940810月在香港《大风》杂志分四次发表了《梦与现实》(这篇小说也就是《沈从文全集》第10卷的《摘星录》),他于194167月分三次同样在《大风》杂志发表《摘星录·绿的梦》,这两篇小说的署名均为“李綦周”。沈从文的小说《看虹录》发表在1943715出版的《新文学》第1卷第1期,作品署名“上官碧”。这三部系列性爱传奇小说在描绘精美绝伦的女性身体的同时表现了作者面对完美生命形式的神性体验。沈从文把这种创作称为是“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他同时强调:“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由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1]这为我们考察这些作品的爱欲内涵提供了重要线索。 www.animaleffect.com

在昆明期间,沈从文除了《烛虚》多从“日记中摘出”以外,《梦与现实》也保留下沈从文当时的书信(由于这些书信绝大多数具有确切的时间,从这个方面来说未尝不可以将之看作是一篇篇日记),这些书信(或日记)大量地被引入小说中,几乎成了小说的主体。也许由于沈从文对这些书信(或日记)过于偏爱,他往往不加剪裁地将这些书信(或日记)直接而完整地录入,这自然影响到小说的故事情节的流畅,个别地方甚至显得较为生硬。但是正是这些书信(或日记)保留了沈从文真实的内在情感,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文本线索。同样暗含了线索的还有他的系列散文《七色魇》。下面不妨比较分析,一探究竟。 内容来自 www.animaleffect.com

 

〔二〕

《梦与现实》较为真实地展示了“老朋友”(带有沈从文身影)与青年女子“她”的情感交往的过程。小说中一封书信提到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做爱,这间房间的衣柜嵌了一个狭长镜子,反映着一切,但“这一定不会是一个皮肤晒得黑黑的女人。”[2]这里,“皮肤晒得黑黑的女人”,不排除具有张兆和的原型。而小说中青年女子 “她”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未婚女子,一方面对老朋友“我”充满依恋,企望从“我”这里不断得到精神指导和“灵魂需要”;另一方面又对一个庸俗大学生的不断献殷勤而无法拒绝,并为此而遭到“老朋友”和“老同学”的不断批评和指责。“她”的原型应该是谁呢?小说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就是青年女子“她”向“老朋友”申辩道:“这不能怪我,我是个女人,你明白女人有天生弱点的,要人爱她。那怕是做作的热情,无价值极庸俗的倾心,总不能无动于衷:总不忍过而不问!姐姐不明白。总以为我会嫁给那一个平平常常的大学生。就是你,你不是有时也还不明白,不相信吗?我其实永远是真实的,无负于人的!”[3]这句话显然透露出了“她”、“老朋友”与“老同学”之间的真实身份,考虑到昆明时期张充和与沈从文、张兆和的关系,即“老朋友”很有可能为沈从文,“老同学”为张兆和,青年女子“她”则为张充和,而苦苦追求“她”的大学生很可能为卞之琳。小说中另外一处描写也跟张充和与沈从文相处的关系很相似,小说写道:“信保留下来即多忌讳,多误会。寄给老朋友只增多可怕的流言,因此写成后看看就烧掉了。信烧过后又觉得有点惋惜,可惜自己这时节充满青春幻想的生命,无个安排处。”小说中青年女子“个人生活正在这种古典风格与现代实际两种矛盾中,灵魂需要与生活需要互相冲突。”[4]在《水云》中其中的一个“偶然”也面临这种选择的困境:“因为发觉自己所得到,虽近于生命中极纯粹的诗,然而个人所期待所需要的,还只是一种较复杂又较具体生活。纯粹的诗虽华美而又有光辉,能作一个女孩子青春的装饰,然而并不能够稳定生命,满足生命。再经过一些时间的澄滤,‘偶然’便得到如下的结论:‘若想在他人生命中保有“神”的势力,即得牺牲自己一切“人”的理想’。若希望证实人的理想,即必需放弃当前惟神方能得到的一切。”[5]这个“偶然”于是拒绝了自己在他人生命中保有的“神”的势力,选择了出走。 www.animaleffect.com

    《摘星录·绿的梦》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篇很重要的沈从文佚文。故事讲述一个暑热的夜静之后,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美貌女子与男客人在素朴而清雅的客厅轻松而颇带有性意向深意的交谈。后来在后院内室一面狭长的镜子前,男客人在疯狂中拥抱了女主人,女主人半推半就,成全了男客人的心愿,两人的灵魂与肉体“混合而为一”。《摘星录·绿的梦》虽然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抗战之前的北平,但其中的性爱故事应该说与《梦与现实》书信中提到的那场内室中性爱相关,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梦与现实》的一篇书信中提到的内室中性爱描写的放大与扩展,譬如这两者都叙述了两人在镜子前发生性爱关系,《梦与现实》] 简约,而《摘星录·绿的梦》则详细。特别是《梦与现实》、《摘星录·绿的梦》描述的女孩子的情爱状况与《七色魇》集中那个“吹笛唱歌的聪敏女孩”(指的是张充和——笔者注)的曲折的爱恋经历具有某种相似性:女孩子都二十五六岁,都得到许多人的追求,而女孩表现出某种略具游戏人生的情爱态度,呈现出三角恋爱形式。《摘星录·绿的梦》虽然没有过多叙述女主人的性情特点和复杂的情爱关系,但是我们从小说中的一些细节还是能够找到,譬如年青女主人与男客人说话中提到有人骂她“骄傲和虚浮”,[6]当男客人(先生)从身后拥抱了女主人,女主人求男客人出去吹吹风,男客人却回答:“让那些大学生去吹风好了。”[7]这隐含地说明了女主人复杂的恋爱形式。如果说《梦与现实》所表现的性爱关系还较为隐晦的话,那么《摘星录·绿的梦》则露骨及于下体的程度,这无论是对于沈从文本人还是相关对象都是十分难堪而又十分忌讳的,这也就造成了1941年香港《大风》杂志发表《摘星录·绿的梦》后,作者反复把《梦与现实》这篇小说移花接木式地改名为《摘星录》、《新摘星录》以代替了原本的《摘星录·绿的 梦》,而真正的《摘星录·绿的梦》却长期不为人知,直到裴春芳翻阅旧书刊,2009年这篇小说才在《十月》杂志上重新面世。但是,沈从文自己应当长期保留了这篇小说的原载刊物,这也可以从沈从文的《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这篇题跋得知,题跋中提到作者在一大堆未曾集印的稿件中,“发现了几页用绿色土纸某年某文学刊物上,果然发现了个题名《摘星录》的故事”。显然,沈从文 一直保留有《摘星录·绿的梦》的原刊小说,但由于忌讳而没有拿出来而已。1976年沈从文曾对《摘星录》中的女主人作了这样的表述:“至于《摘星录》中之人,则在最近为一友人题一白玉兰花图卷中还重复加以叙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音迹,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使我永远不觉得老去!”[8]沈从文《白玉兰花引》一诗有这样的诗句特别值得读者关注,那就是:“虹影星光或可证,生命青春流转永不停。曹植仿佛若有遇,千载因之赋洛神。梦里红楼情倍深,林薛犹近血缘亲。”[9]由此看来,裴春芳将《白玉兰花引》与《摘星录》联系起来分析是有道理的,即比林薛血缘更亲的不是亲姐妹吗?这不是暗示了读者《摘星录》中的女主人很可能是以张充和为原型生发的结果吗?此前,沈从文曾于19757月致臧克家的信中提到《白玉兰花引》为“一种毫无思想性的‘旧体庸俗香艳诗’”,并反复叮嘱臧克家不要将黄永玉作的白玉兰花大横幅随便给人看,“因为属于个人抒情或叙事,都不适合当成‘客室’以至于‘书房’的装点品,更不宜成为不相干人茶余饭后指指点点的玩意。这么一来,就不免等于你把一个年青女朋友某种相片,供人公开欣赏,名叫‘煞风景’。只有极端少教育而又十分庸俗的人,才会干这种事。我估想老兄大致不至于这么傻气煞风景的!”[10]这说明了沈从文对于此诗的极端敏感和忌讳,实在是因为它包含了沈从文不一般的个人隐私。 本文来自兴旺娱乐官网

《看虹录》于19437月发表在桂林《新文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如前面所说,目前学界对于故事中的女主人的原型有两种说法,在2009年《摘星录·绿的梦》重新面世以前,包括金介甫、邵华强、刘洪涛等沈从文研究专家都认为《看虹录》中的女主人乃是青年诗人高青子,近年来随着沈从文轶文的不断发现,人们对此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譬如裴春芳认为《看虹录》中的女主人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张充和,但她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11]

我同意裴春芳的观点,即《看虹录》女主人极有可能是以张充和为原型生发的结果,我并且认为《看虹录》极有可能反映了沈从文的几次爱欲奇遇,包括“雪中猎鹿”故事也是其性爱关系的曲折反映。以下我试着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www.animaleffect.com

首先,《看虹录》中的女主人与《摘星录·绿的梦》《梦与现实》中青年女子一样,在作者“我”的心目中都具有神性。沈从文在《水云》中关于第三个“偶然”写道:“除了在《看虹录》一个短短故事上作小小叙述,我并不曾用任何其它方式破坏这种神的印象。”[12]这也可以从《看虹录》的主体部分之前的标题看出:“神在我们生命里”。作品中男客人用最纤细感觉接受女主人的纤细反应,对女主人年青肉体完美处和精细处作了非常细致的神性的书写,《看虹录》这种描写与《摘星录·绿的梦》和《梦与现实》对年青女子身体的描写几乎大同小异,其女主人原型应该与《摘星录·绿的梦》《梦与现实》女主人原型一样,如果《摘星录·绿的梦》《梦与现实》的人物可能是以张充和为“原型”加以生发的产物,那么《看虹录》的女主人也可能同样如此,因为这些青年女子在作者心目中具有共同的“神性”特征。此外,《看虹录》中对女主人的形象的描写:“纤细的双腿”,“瘦的手”,“颊边带有一小小圆涡”,这些特征都颇与当时在昆明乡下呈贡养病的张充和相似。 兴旺娱乐官网

其次,《看虹录》中女主人的衣着服饰与《摘星录·绿的梦》中青年女子相一致,透露出两篇小说的女主角应该为同一人。《摘星录·绿的梦》女主人小客厅里的窗帷、灯光、罐头、绢绸垫子所绣花朵等等全是绿色,小说写道:“房间绿色,显出主人对于这个颜色的特殊爱好。”[13]此外,故事中女主人“她”还直接表明其对绿颜色的喜爱,她说:“因为我喜欢绿。……可惜这里得不到芭蕉,有芭蕉我要在窗下种十棵,荫得房中更绿。”[14]而男客人却对这种颜色作了如下评价,他说:“这个色调使人联想起青梅如豆,绿肥红瘦。……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而《看虹录》中女主人则正好穿的是件“绿罗夹衫”。女主人还特地表明她对这种颜色衣服的喜爱,她说:“这个夹衣,还是我自己缝的!我欢喜这种软条子罗,重重的,有个分量。”[15]这使人想起沈从文在1938929的香港《大公报·文艺》第417期上的《梦和呓》一文,作者在文章中梦一“淡绿白【百】合花,颈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清渍”,“法郎士曾写一《红白【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白【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16]沈从文拟作的《绿百合》不仅仅是《摘星录·绿的梦》,还应该包括《看虹录》。《看虹录》中女主人不仅身穿“绿罗夹衫”,而且也被作者喻为“百合花”,同时身上还有“一小片墨斑”[17],这种情景恰好与1938929《梦和呓》中描写的梦境相似,这不正是沈从文所要“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的《绿百合》吗?张充和于1938年下半年来昆明,至于具体什么时间,目前尚不得而知,1938730,沈从文与张兆和的通信中提到:“四丫头有信来,想过仰光。”[18]可能此后不久张充和便来昆明,最迟不应该迟于1938年年底,这可以从19381230沈从文至沈云麓的书信中得知:“兆和之父亲已故去,尚不明白究在何处死去,因病致死、抑有别情?信不详悉。在此有其姊弟三人(小五哥,四小姐,俱在此)。”[19]目前通行的笼统说法是,张充和是1939年赴昆明的,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妥当的。张充和来昆明后与沈从文一起参与教材的编写。而高青子是在19395月才到昆明,此时沈从文应该只是对高尽了照顾的一点情义,但情感上应该有所减弱,这可以从高青子的《诗人》的描写中看出,作品中古典派诗人“他”在新旧情人“玉”和“周蕊”间识新弃旧,而周蕊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迟暮美女,享受男人们的殷勤献媚,在爱情上不专一,这与《梦与现实》中的年青女子形象颇为接近。而且,如果我们从服饰颜色来分析,高青子衣服也不为纯“绿色”,而是以“黄色”和“紫色”为主,沈从文曾在《水云》对此有所描述:“那天穿的衣服,恰好是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20]也就是高青子那天穿的衣服与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角服饰的颜色一致。沈从文曾在《摘星录·绿的梦》里对“绿色”与“黄色”和“紫色”的含义作了这样的区别:“房中绿色,显出主人对于这个颜色的特殊爱好,犹如一个欧洲人对东方黄和紫色的爱好。”显然高青子衣着颜色“黄”和“紫”显示出的是另一种气质和风度,即欧洲人的气质和风度,而这在高青子创作于1935年的《紫》中得到了证实,被认为高青子自我化身的“璿青”,是一位有着西班牙风的脸的“美人”,而无论《摘星录·绿的梦》还是《看虹录》女主人的服饰都为“绿色”显然与高青子的服饰颜色不同,所代表的是另外一种气质和文化,故这两篇小说的女主人应该不是高青子。这样看来,《看虹录》中女主人的原型与《摘星录·绿的梦》、《梦与现实》中的年青女子的原型应当是同一个人,而且这一形象极有可能是以张充和为原型加以生发的结果。由此可见,沈从文要写“绿百合”性爱故事,《摘星录·绿的梦》及《看虹录》中女主人都表现了其对绿颜色有特殊的喜好,后来,沈从文还写作了《绿魇》,这些都隐晦地传递了沈从文刻骨铭心的爱欲体验。 www.animaleffect.com

《看虹录》除了主体描写男客人与女主人在内室中炉火边发生的一场性爱之外,同时还以作者“我”的“想象”和“推测”,记录了“我”所遇到的另一场性爱。小说写道:“我推测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记载的是在微阳凉秋间,一个女人对于自己美丽精致的肉体,乌黑柔软的毛发,薄薄嘴唇上点红,白白丰颊间一缕香,配上手足颈肩素净与明润,还有那一种从莹然如泪的目光中流出的温柔歌呼。肢体如融时爱与怨无可奈何的对立,感到眩目的惊奇。”[21]这里的这种描述与《摘星录·绿的梦》描写的男客人与女主人在内室里发生的一场性爱颇为相似。故事发生的季节基本一致(天气都还较热),女子的形象也颇多相似。可见《看虹录》推测的这场性爱故事与《摘星录·绿的梦》中描写的性爱故事具有某种一致性,其两者的原型应该相同,而《摘星录·绿的梦》的人物很可能是以张充和为“原型”加以生发的产物,《看虹录》推测的这场性爱故事也应当如此。其实,这两个故事都特别提到“那一种从莹然如泪的目光中流出的温柔歌呼”这一意象,与《水云》中对第三个“偶然”的描写也极为相似,“正可说是一本完全的图画的传奇……唯一可重现人我这种崇高美丽情感,应当是第一等音乐……一种目光莹然如湿的凝注……”。而《看虹录》女主人便是以第三个偶然为原型生发的产物,“除了在《看虹录》一个短短故事上作小小叙述,我并不曾用任何其它方式破坏这种神的印象。”[22]也就是说《看虹录》中这两个故事中的女人应当是“我”的同一个爱欲对象,同样很可能是以张充和为“原型”加以生发的产物,只不过其爱欲发生的时间不同而已。因此,沈从文这里所说的“还有一本书”,应该不是指的他与另一个女人的性爱故事,而是他与这个女人的另一场性爱奇遇。这在《看虹录》中的记叙也透露了男客人与女主人似乎曾经有过暧昧关系,譬如小说写女主人的潜意识:“我知道你另外一时曾经用目光吻过我的一身”,特别是男客人与女主人潜意识中的对话放肆张扬,女主人对男客人的那些“傻想头”全在她的熟悉与掌控之中,两人的关系应该达到相当深入的地步。沈从文在《水云》中称炉火边发生的那场性爱之发生,“一年余以来努力的趋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23]这里似乎可以理解为从上次“微阳凉秋间”的性爱到这次炉火边的再次性爱中间经历了一年余的躲避。 本文来自兴旺娱乐官网

此外,《看虹录》还写了雪中猎鹿中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实质上是一场包含了沈从文自己过往的一些性经验的性爱想象。这一爱欲对象则应该具有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爱欲交往过程。沈从文曾对《看虹录》中的“鹿”的原型作了这样的描述:“随后是外来的《贾泰来夫人》及同性质二三种流行作品,在中上层(教授层)社会‘假风雅’客厅中起影响。还记得此书实从一当时著名女诗人所推荐,推荐还包含双重意义:一为本人极熟悉英国社会保守假道德习惯,认为此书好处,由一女人(——系误传,笔者注)写出,是‘破’的一例。另一则此人或许成为我后来所作《看虹录》中之‘鹿’。”[24]高青子的诗人身份是与此相符的。其实,《看虹录》中猎鹿故事可以当作一种隐喻同构的方式来理解,作者不仅籍此番描写来使女主人解除束缚,放纵情感,“诗和火同样使生命会燃烧起来的”,[25]而且也借“推测想象”以及“猎鹿故事”从多方面多层次地书写沈从文的性爱奇遇,生动演绎了“神在我们生命”这一主题。 www.animaleffect.com

    在此,也顺便谈谈我对沈从文自剖性爱欲追求的《水云》提到的几个“偶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以为沈从文在《水云》中除了“第一个偶然”指的是高青子之外,其它的“第二个偶然”、“第三个偶然”、“第四个偶然”都应该是一个人,极有可能是以沈从文的小姨子张充和为原型加以生发的结果,不过是她处于沈从文情感生活的不同交往阶段而已。譬如关于“第二个偶然”的描述很有可能是沈从文与其初始交往阶段:“故事中无休止的对话与独白,却为的是若一沉默即会将故事组织完全破坏而起。从独白中更可见出这个偶然生命取予的形式。因为预防,相互都明白一沉默即将思索,一思索即将探寻名词,一究寻名词即可能将‘友谊’和‘爱情’分别其意义。这一来,情形即必然立刻发生变化,不窘人的亦将不免自窘。因此这故事就由对话起始,由独白暂时结束。书中人物俨然是在一种战争中维持了十年友谊。”[26]由于沈从文与张充和特殊的身份关系,故使得他们在最初交往的十年时间相互预防情感的出轨,不然的话“不窘人的亦将不免自窘”,所以在这个交往阶段“是一本纯洁故事”。而关于“第三个偶然”的描述则极有可能展现的是沈从文与其灵与肉交融的阶段,沈从文从一个年青肉体完美处和精细处体验到一种生命的神性存在,这也是沈从文先后在《梦与现实》、《摘星录·绿的梦》、《看虹录》里所展现的“神在我们生命里”的神性体验。关于“第四个偶然”的描述则极有可能表明了是沈从文与其关系让人“因妒嫉而疯狂”引起纷争的阶段,说起她时沈从文用省略号来表示自己的不能言语的悲哀。总之,沈从文通过对这第二个偶然、第三个偶然、第四个偶然的叙述,似乎可以感受到两人情感交往的全过程。而沈从文对于生命中的偶然所作的如下评价:“在偶然之一过去所以自处的‘安全’方式上,我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在另外一个偶然目前所以自见的‘忘我’方式上,我又发现了忠诚的美丽。在三个偶然所希望于未来‘谨慎’方式上,我还发现了谦退中包含勇气与明智的美丽。在第四……”[27]我以为这里“偶然之一”指的是高青子,而其余“另外一个偶然”“三个偶然”“第四”这三个偶然极有可能所指的都是以张充和为原型加以生发的结果。这段文字中的“另外一个偶然”显然是与“偶然之一”高青子作对比而说的。在《梦与现实》中青年女子曾说过:“你不了解我,我永远是忠实的。我的问题也许正为的是为人太忠实,不大知道作伪,有些行为容易与你自私独占情绪不合。”[28]因此才有了“在另外一个偶然目前所以自见的‘忘我’方式上,我又发现了忠诚的美丽。”而这段文字中的“三个偶然”极有可能是指两人“谨慎”的情感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她体现出“谦退中包含勇气与明智”,当时张充和已经离开昆明去了重庆。“在第四……”特指目下两人所处的分离的困境而无法述说的状态。张充和于1940.9——1941.2间某个时间离开昆明去了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因为1940.8.28沈从文还给在乡下养病的张充和通信,可见张充和当时还没有离开昆明,而194123,沈从文在《复施蛰存》的信里提到:“四小姐已去四川。”[29]可见张充和最迟于19412月已经离开了昆明。 本文来自兴旺娱乐官网

    总之,我们通过以上作品分析可以得知:沈从文昆明时期创作的《梦与现实》《摘星录·绿的梦》《看虹录》等一系列性爱传奇小说,其女主人极有可能是以张充和为“原型”加以生发的产物。而这一考证与推断,也可以从当时昆明文化界的传闻得到侧面的印证。朱自清在其19391023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句:“从文有恋爱故事”。[30]问题是沈从文与谁有恋爱故事?朱自清没有记载。而吴组缃则在一次访谈中直接指责沈从文:“就写些《看虹》、《摘星》之类乌七八糟的小说,什么‘看虹’、‘摘星’啊,就是写他跟小姨子扯不清的事!”[31]沈从文对自己昆明时期性爱传奇小说作过这样的表述:“这本书名实当题作:《情感发炎及其治疗》”[32],作者期望这些作品“脱离肉体”而成为“用一种更坚固材料和一种更完美形式保留下来”的“生命的理想”。但是,沈从文却为此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或许预感自己的这些所述爱欲故事有可能给自己的家庭以及作者自己招来某些烦扰,沈从文曾多次焚稿:194117他在重校《月下小景》时,“是日焚去文稿一万五千字”;后来他又在《爱眉小札》上写道:“卅年四月十四夜,烧去文章约一万四千字。只觉人生可悯。”[33];其还在《烛虚》留样本上写道:“三十三年因心脏病,计焚毁日记本七册,另稿十五件,多未发表故事。”[34]沈从文焚毁这些稿件,重要原因在于他努力维持一个“完美的家庭”。沈从文在《主妇》一文中描写主妇曾抱怨:“只是大家都称道的文章,可不用独瞒我,总得让我也欣赏欣赏,不然真枉作了一个作家的好太太,连这点享受都得不到!”[35]张兆和曾对作家金隄说,“沈当时不让她读《看虹录》”[36]。除了家庭压力之外,沈从文这些作品在当时却并不被人们看好,甚至受到严厉的批评。沈从文身边的朋友如孙陵等也劝沈从文放弃这种写作方式。沈从文具有“不合宜”的孤独感:“一个月来因为写‘人’,已第三回被人责难,证明我对于人事的寻思,文字体例显然当真已与时代不大相合。”[37]与此同时,沈从文因为通过这些文字的书写,将自己压抑的情感得以部分排泄,“情感的发炎”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疗,故他不再有《看虹摘星录》这类的性爱传奇小说的创作。但近年来,《看虹录摘星录》的价值却不断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肯定,其先锋的艺术姿态成为当下唯美写作和身体叙事的先声. 兴旺娱乐官网

    19431946年,沈从文先后发表了《水云》以及《绿魇》《黑魇》《白魇》《青色魇》等一系列以“魇”为题的散文。为此,沈从文说:“在云南用这个方法写的约计七篇。总名《七色魇》”,这些作品虽“重在从各个角度写近在身边琐事”,但依然保留了沈从文“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作者不仅“从生活中发现社会的分解变化”,[38]而且隐秘地表现了对“虹影星光”逝去的追恋和自我方向迷失的孤独。

沈从文于194312月和19441月在《当代评论》第4卷第35期刊发了《绿·黑·灰》,后来这篇散文的标题改为《绿魇》先后在《当代评论》和《现代文录》重新发表。《绿魇》描写了“那个在绿色黑色和灰色失去了的我”[39]的情感挣扎和自我方向的迷失。作者认为“一切生命无不出自绿色,无不取给于绿色,最终亦无不被绿色所困惑。”[40]这里的“绿色”其实代表的是作者的爱欲对象。在无人理解的孤独中,“我需要一点欲念……于是我会从这个绿色次第与变化中,发现象征生命所表现的种种意志。”[41]宽容和善的妻子无法理解“我”的心思,“我”常常陷入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需要用音乐洗洗自己的脑子。在作品中,作者提到“我”给孩子们说的一个荒唐的故事:“故事中一个年青正直的好人,如何从星光接来一个火,又如何被另外一种不义的贪欲所作成的风吹熄,使得这个正直的人想把正直的心送给他的爱人时,竟迷路失足到脏水池淹死。”[42]这个故事其实含蓄地暗示沈从文被喻为“星光”的女孩的爱火点燃而迷失方向。 copyright hnass.cn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纠结呢?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多次出现的“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的“离奇宿命”和“梦魇似的人生”得到一种答案。《绿魇》在其主体部分除了介绍作者居住在昆明呈贡杨家大院各种人事变迁之外,特别透露出“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这个“她”指的可能就是张充和)这三年来的情感上的“连天巨浪”“如何弄得帆碎橹折”,“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浪中。怨爱交缚之际,生命的新生复消失,人我间情感与负气作成的无可奈何环境,所受的压力更如何沉重。这种种不仅为诗人(指的是当时追求她的诗人卞之琳——笔者注)梦想所不及,她自己也还不及料,一切变故都若完全在一种离奇宿命中,对于她加以种种试验。这个试验到最近,且更加离奇,使之对于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幸或不幸,都若不是个人能有所取舍。为希望从这个梦魇似的人生中逃出,得到稍稍休息,过不久或且居然又会回到这个梦魇初起处的旧居来。”[43]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张充和“梦魇初起处的旧居”竟然是呈贡杨家大院!而这却正是沈从文的居所,而当时正发疯似的追求她的诗人卞之琳对于她的情感的“怨爱交缚”竟然“梦想所不及”,但是沈从文却对张充和的“离奇宿命”了解得如此清楚,这不是含蓄地告诉我们张充和的情感纠结与沈从文有关吗?或许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在其自存的《绿魇》校正文本中如此题道:“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44] 内容来自 www.animaleffect.com

    创作于19431231的《黑魇》可以说是《绿·黑·灰》中《黑》部分的放大,放大的是关于卞之琳的失恋和“我”对“虹影星光”的追思。作品同样表现了自我的迷失与情感的孤独。作者面对猥琐的现实,“俨若陷溺到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把方向完全迷失了”[45],“我想呼喊,可不知道向谁呼喊。”[46]但是,作者却从“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47]作者认为诗人受“星光”牵引迷惑和疯狂而产生艺术,显然,这里的“星光”乃是一种爱欲的象征。《黑魇》提到“弹琴唱歌聪明活泼的女子”(指的是张充和——笔者注)离开昆明之后,卞之琳每天沿着张充和曾散步的长堤散步,同孩子们一起把绿叶折成小船顺流而去以寄托对张充和的希望。特别是卞之琳还为张充和写了五十万言小说,要让她看过后满意再发表。但是作者却对卞之琳的追求作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判断:“生命愿望凡从星光虹影中取决方向的,正若随同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渐去渐远,纵想从星光虹影中寻觅归路,已不可能。”[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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